大约在天津住了一两天，我们来到了北京，住进了翠微路总参第二招待所。

【资料图】

在这里，我写了回去的报告。当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，我把报告送给了林彪。说明我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要求回武汉军区参加运动。

林彪很快同意了。

北京的“破四旧”运动，当然比北戴河、天津更甚，因为这场运动是从北京开始的。情况可想而知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

在北京停留期间，我去看望了徐向前元帅。徐帅在住地接待了我。

首先，我向徐帅表示问候。接着，谈起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。由于当时的情况复杂，徐帅的谈话，我觉得既深刻中肯，又不失分寸。当我谈到这次是路过北京，很快就要返回武汉，问徐帅有什么指示时，徐帅谈了他的一些看法。我当时比较有信心，认.为武汉军区没子于么阿题，对搞“四大”也不怕，要搞就搞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就是查祖宗三代我也不在乎。徐帅听完我的话，一阵沉思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:

“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，"四大’一搞起来，问题就会成堆的。他(指林彪)是主张在军队开展"四大’的”。

“是，徐帅。”

最后，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，我就告别了徐帅。

这次见到徐向前元帅，虽然他的话说的不多，却指出了当时问题的要害。但是，我在那时想得太简单，没有体味出徐帅话中所包含的意思，也未能完全理解其深刻复杂的内涵，以致在后来的工作中，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。

在北京停留期间，听说徐海东大将病重，我去看望了他。当时他仰卧在病榻上，拽着一根氧气管子，有气无力地对我说:

“再道呀，我们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……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急忙安慰他说:

“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”

徐海东抚摸着我的手，好像有许多话要说。我又安慰他几句，便离开了病房。谁料到，两年之后，他竟含冤去世，我再也未能.见到他。

几天以后，我就回到了武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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